自从1950年3月起，锦屏县城被土匪整整占领了7个月。

这7个月是锦屏县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时间，7个月换了七任土匪“县长”。每个新“县长”上任，都要封官许愿，拼命提拔自己的亲信，这样的结果是“司令”满天飞，“县长”遍地走。

当时在县城里，谁要是不当个一官半职的，都不好意思出门。

土匪“县长”越多，他们之间相互倾轧越厉害，整个一个老鼠动刀—窝里反。不过所有的土匪“县长”之间，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盘剥老百姓。

“县长”大人们巧立名目，强取豪夺，苛捐杂税多如牛毛，像“伐木税”“保安税”“捕鱼税”等等也就罢了。

“新任县长安家税”“念书税”“服装税”等等就太莫名其妙了。最有意思的是家里生了女孩儿也要纳税，美其名曰“浪费兵源税”。

为了能从当地百姓身上榨出最后一个铜板，土匪“县长”们无所不用其极。

对拿不出钱来的老百姓，土匪们会把男人的两个大拇指用麻绳绑在一起，然后往两个拇指中间楔竹片，最多加到五片，两个拇指就全废了。土匪们给这种酷刑取名“破头箭”。

对付女人则会把她们的一个大拇指和一个大脚趾捆上，然后把人吊起来，女人们忍受不了剧痛，会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。旁观的土匪谈笑风生，戏说这种惨无人道的酷刑为“吊半边猪”。

除了数不清的苛捐杂税，土匪们还会到处挑选有姿色的女孩儿，送进土匪窝里“劳军”。

三江镇上有个女孩儿长得花容月貌，人称“三江一枝花”，土匪们把女孩儿掳走，在土匪窝里糟蹋了七天，女孩儿被放出来时都疯掉了。

为了不被土匪们盯上，素以盛产美女出名的锦屏，女孩们纷纷自毁容貌。一年后匪乱平定，在大街上经常会看到一些满脸伤疤的年轻女人，她们都是为了保住清白，自己动手毁掉了容貌。

如果说在土匪统治下的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，那些被土匪抓住的地方干部和进步群众，就只能用万分不幸来形容了。

时任锦屏县敦寨区长刘书善，爆发土匪叛乱时，刘书善所在的敦寨是土匪们最先攻击的目标。

1950年3月12日，正是敦寨区所在地敦寨乡的赶场日，身患疟疾的刘书善，拖着病体，强打精神在区政府接待前来诉冤的老百姓，忙的中午饭都没吃。

工作时，有人向刘永善透露土匪叛乱的消息，为了以防不测，当天晚上，刘书善搬进蟑螂坡的碉堡里，还有一个通讯员，和工作人员也和刘书善住在一起。

半夜时分，匪首龙景昌带着近百名土匪，数次偷袭蟑螂坡碉堡，却被严阵以待的刘书善等人击退。

天亮以后，刘书善不顾疲惫，继续到接待处正常工作，刚进门，就被十几个冒充老百姓的土匪扑上来，刘书善寡不敌众，被五花大绑，送到策划匪乱的主谋龙俊生、王止善那里。

龙俊生、王止善听说抓了一个区长，喜出望外，妄想迫使刘书善投靠土匪，但土匪们用尽酷刑，也没能使刘书善屈服。

龙俊生、王止善见来硬得不行，又改变策略，试图用“美人计”来拉拢刘书善。

土匪们从锦屏中学找来几个女学生，带着手风琴，每天唱歌给刘书善听，吃饭睡觉也是寸步不离。

刘书善赤胆忠心，经常把外面的形势，讲给这些涉世未深的女中学生听，最后这些学生都成了刘书善忠诚的拥趸，计划帮助刘书善越狱。但由于计划不周密，被土匪发觉了。

龙俊生闻讯后怒不可遏，下令把刘书善和几个女学生都杀掉。

关键时刻，刘书善挺身而出，坦言越狱行为是他一个人的主意，跟他人无关。最后刘书善被土匪残杀，几个女学生幸运地活了下来。

据不完全统计，在锦屏县爆发匪乱的七个月中，有170多名解放军干部、战士，以及工作人员被土匪杀害。另外还有1000多名进步群众也惨遭杀害。

锦屏县土匪倒行逆施，惹得天怨人怒，老百姓请求剿灭匪患的呼声越来越高。

1950年12月22日，解放军西南军区镇远分区所属部队，胜利结束了凉（凉伞）雪（雪洞）战斗，全歼“湘桂黔游击司令部”总司令杨云清匪帮，剿灭土匪3070名，匪首杨云清被剿匪部队击毙。

凉雪战斗结束后，很多人以为剿匪部队会乘胜一鼓作气，继续剿灭龙俊生匪帮。

但让人没想到的是，解放军贵州省镇远军分区所属第17军50师的149团、150团都奉命调往外线作战，执行剿灭龙俊生匪帮的前线指挥部手中，只有镇远军分区直属营一个营的兵力，就是把炊事员、饲养员都算上，总兵力也不过四百人。

龙俊生人多势众，麾下土匪至少有三千人。剿匪部队用四百人去消灭三千多全副武装的土匪，在许多人看来，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

前线指挥部司令员曾宪辉是个老红军，曾经参加过平型关战斗，他久经战阵，指挥作战的经验十分丰富。曾宪辉司令员豪气干云的道：“龙俊生匪帮都是些乌合之众，消灭他们，有400人足够了”。

曾宪辉司令员下令，军分区直属营一连，改称剿匪部队挺进第一支队；二连改称第二支队；三连改成第三三支队；教导连改成第四支队。

在当时支队相当于团级编制，军分区只属于摇身一变，就成了4个团编制。

当然仅凭改部队番号，骗不过狡猾的龙俊生。剿匪部队以前采取军事行动，都是秘密出击，进而达到出其不意的战果。可这回剿匪部队一反常态，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自己的行动动向。

每天天黑宿营，各部队都要在驻地门口标明，“某某支队驻此”，到了半夜时分，剿匪部队离开驻地转移，然后在新的驻地门口标明：“某某支队驻此”，只不过这回支队的番号，都是原来番号的二倍。

到最后，在距离锦屏县城十里，一个名为坌处的小镇上，驻地番号竟出现了第16支队。

这个“无中生有”的战术，不但骗过了土匪，剿匪部队中，绝大多数战士也被蒙在鼓里。

前线指挥所有一个叫石金生的参谋，曾经这样说过：我的个乖乖，消灭龙俊生这个土鳖，居然动用了16个支队的兵力，我看这小子是插翅难飞了。

曾宪辉司令员似乎感觉这样还不过瘾。12月29日，解放军第四野战军，派一个排的兵力，押送匪首杨金标，找到曾宪辉接洽。碰巧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一个排，也因追剿残匪经过坌处。

兄弟部队见面，自然格外亲热。

有个叫曹德得胜的支队长，感觉这是个绝佳的机会，于是四处张贴标语“向一野老大哥学习”“热烈庆祝第一、第二、第四野战军胜利会师”。

12月30日，曾宪辉在等溪主持召开“三大野战军会师”大会，许多老百姓也赶来看热闹，自然里面夹杂着不少龙俊生的“眼线”。

等老百姓们来到会场，却发现横幅上赫然写得是“解放锦屏动员誓师大会”，在誓师大会上，曾宪辉司令员宣布：今天晚上9:00出发，务必在第二天天佛晓前攻占锦屏县城。

1950年12月31日，剿匪部队4个连经过大半夜的急行军，于1月1日黎明前，将锦屏县城“团团围住”。

参战的战士们都很兴奋，16个支队，足足两个军的兵力，要消灭城里三千土匪，那还不是手到擒来。

但大家一直等到天亮，前线指挥部也没有发出开始进攻的指令。

就在战士们耐心将要耗尽之际，一个叫李炳山的副排长，突然出现在城头上。

原来龙俊生中了曾宪辉司令员“无中生有”的妙计，昨天已经带人逃离了县城。

剿匪部队以四百人的兵力，攻克匪徒们重兵防御的县城，绝对是个不小的胜利。但还有一片阴云，笼罩在曾宪辉司令员心头，锦屏县城虽然被攻克，可土匪们兵力损失并不大，一旦他们发现县城里只有一个营的剿匪部队，马上就会组织兵力反扑。

一定要在匪徒们醒悟过来以前，利用他们惶恐不安的心理，把匪徒们消灭殆尽。

土匪们都躲在深山老林里，要全歼他们谈何容易。于是，曾宪辉司令员决定再给龙俊生唱一场“空城计”。

曾宪辉下令，剿匪部队各支队，由于参战兵力太多，不用举行进城仪式，各参战支队，应设立“土匪自新登记处”，给自愿放下武器，前来登记的土匪应给予宽大处理。

就这样，头一位进入锦屏县城的副排长李炳山，又继续开创自己的传奇。

江南才子山东将，李炳山是山东宁津县人，方面大耳，身材魁梧，典型的山东大汉。虽然当时只有19岁，但面相比实际年龄看上去要大得多。

1951年1月2日，一份别具一格的劝降布告，被张贴在通往锦屏县城道路的显要位置。

布告

自解放大军围锦屏以来，我挺进八支队即进驻坌处地区，蒙广大人民支持，各地大小匪首及被胁迫为匪之群众，纷纷携械向本支队投降自新，孰为顺利！

本支队也按照‘首恶必办，胁从不问，立功受奖’的既定政策，对上诉人等给予妥善安置，使其有改恶从恶善，重新做人的机会。

因而深受各界欢迎，但少数顽固不化之匪首，从其反对立场出发，拒不接受本支队的良言劝告，拒不交枪投降，如匪首杨金标，杨云清。故昨日本支队侦察营连夜出动对上诉匪首所部进行惩罚，当即将杨云清击毙，生俘杨金标以下土匪46名。

且望仍持观望态度之匪首，应以此为鉴，何去何从，迅速作出抉择，从速来降，倘仍不觉悟，本支队自有惩处之法。勿谓言之不预，特此布告周知。

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八支队司令员李炳山。

杨云清是“湘桂黔游击纵队”的总司令，是龙俊生的顶头上司，土匪们都知道杨云清在不久前被剿匪部队打死了，但看了布告才知道，原来大名鼎鼎的杨云清，竟是被解放军挺进八支队干掉的。

而布告中被生擒的俘虏杨金标，在锦屏县的知名度比杨云清还高，几个月前，就是这个杨金标带人“讨伐”龙俊生，把龙俊生吓得落荒而逃。

李炳山的布告半真半假，杨云清是在凉雪战斗中被击毙的，击毙杨云清的部队不知道是谁，现在被李炳山拿来，当成恐吓土匪的“战绩”。

而杨金标更可笑，他本来是活跃在贵州东部，几天前在战斗中被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生擒，因为杨金标曾经带匪徒攻占过锦屏，所以四野把杨金标押送来锦屏，确认他所犯罪行。

活捉杨金标本来和李炳山毫无关系，也被他借花献佛，把功劳揽到自己头上，真假没关系，只要能骗过土匪就可以。

龙俊生匪帮，本来都是七拼八凑的乌合之众，现在龙俊生威风不在，他属下大大小小的匪首，都开始考虑怎样能保全自己。

李炳山半真半假的布告，收到了预想不到的奇效，布告贴出来第2天，就有三名匪首下山，来到坌处小镇找李炳山“司令员”谈判。

坌处镇有一个大地主，住宅修的富丽堂皇，地主的客厅被剿匪部队征用，李炳山“司令员”满脸怒容，端坐在中间，李炳山身旁，是几个腰扎牛皮带，斜背驳壳枪的“警卫员”。

这非凡的气势，顿时把三个匪首镇住了，他们低眉顺眼，老老实实地靠着门边坐成一排，大气都不敢出一口。

李炳山“司令员”不怒自威，冷冰冰的道：“你们下山来投降，我欢迎，但是这交上来的枪支，数目不大对头”。

绊倒牛的山东口音，此时更显得分外凝重，威严。

一个匪首站起来，皮笑肉不笑地欠了欠身子道：“报告李司令，我们的人和枪都到齐了，丝毫没有隐瞒……”

李炳山微微点了点头，又问另外两个匪首：“你们两个呢？”

说话间。卫生员费立军。手捧一只名贵茶杯，毕恭毕敬地放到李炳山面前道：“李司令，请用茶”。

李炳山刚端起茶杯，费立军转过身来，对三名匪首厉声道：“李司令问你们话听清楚没有？交枪就要彻底，隐瞒是不行的”。

客厅内气氛顿时紧张起来，三名匪首头上冷汗淋淋，本来还想谈谈缴枪投降的条件，现在完全被李炳山的气势震慑，只能唯唯诺诺的道：“我们一定按照李司令的指示缴枪自信，绝不敢藏半点私心”。

三名匪首以及他们手下的匪徒，都痛痛快快地交了枪。

从坌处小镇谈判出来，三名匪首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，逢人便说：“李司令好大的威风，他亲自接待了我们，还敬茶给我们喝”。

缴枪自新的土匪

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，第6支队司令员的金字招牌，算是名声在外，被当地的土匪所熟知，每天到第六支队，来自新的土匪络绎不绝。

几乎所有的匪首缴枪后，都会问上一句：“李司令有空没有，能不能让我们见上一面”。

李炳山倒也来者不拒，每次都能保证让前来交枪的土匪们战战兢兢地来，高高兴兴地走。

第六支队名声在外，生意兴隆，另外三个支队生意却清淡得很，基本没有匪首来上门缴枪，用门可罗雀来形容毫不为过。

到了这步天地，另外几个支队也只能将错就错，借用李炳山“司令员”的名义来发布劝降布告。

效果果然好得很，到了最后，剿匪部队颁发的所有报告，落款都是“司令员”李炳山，而真正的司令员曾宪辉，在土匪们中间，知名度远不如冒牌司令员李炳山了。

就这样，前后不到10天，就有将近3000名土匪改过自新，缴枪投降。

此时的龙俊生已经成了孤家寡人，他流落在深山中，惶惶不可终日，终于在1月10日，龙俊生被几名准备自新的手下拿住，五花大绑的押送到交给部队前线司令部。

被俘虏的龙俊生依旧不服气，面对李炳山狂傲的道：“你们动用5个整编师来拿我，我虽败犹荣，如果你们动用的部队再少一点，我龙俊生至少还可以坚持三年，到最后谁胜谁负还未为可知”。

李炳山的“警卫员”曹得胜，不慌不忙地来到龙俊生面前，指着他的鼻子说：“算了吧，吹什么牛皮，等你弄清了太阳从哪边出来再吹吧……”

当龙俊生得知自己三千匪兵，被剿匪部队四百人全歼的真相后，沮丧地垂下头。

1951年1月14日，锦屏县城召开公判大会，公开处决了龙俊生、王止善、龙景昌等37名匪首，彻底消除了为害锦屏县近百年的匪患。